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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人办事喜欢走后门，而且往往能够办成事。为什么不寻求正当的方式解决问题？因为正当的方式已经成了幌子，并不会触及问题的实质。
穷书生考中之后，才能做官。做官之后，他们很快就会适应官场惯例，要私自加税，拉帮结派，贿赂上级，卖官鬻爵。如此一来，所有办事的方法都被作价出售了，也就是官员大搞权力寻租。当时，监督机制不明确，监督的钦差大臣基本上不去审查官员，以至于绝大部分官员都会搞权力寻租。严重的时候，就是正常的办事方式都不能通过，办事的人只能通过走后门来办事。
走前门不好办事，官员随便找一个借口就能阻止人们办事，只要走了后门，送上银子，就好办事了。毕竟，官员已经把办事弄成了赚钱的套路，“自古衙门向南开，有理没钱莫进来。”衙门里的老爷们只会认钱，认关系。可是，老百姓没有什么权贵的关系，只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，甚至根本不识字，不懂文化，只能交银子办事。他们怕见官，也怕和官员说话。毕竟，他们没文化，不懂官话，也不懂如何和官员交流，就要找中间人办事。而中间人一般都是政治掮客，从来都是拿银子办事，没有银子就没办法办成。
官员的这般操作并非自己的缘故，而是官场由来已久的陋习导致的。官员审案的时候，倘若一方送了银子，另一方不送银子，那么不送银子的一方就会吃亏。要是官员通过中间人放出话去，就说一方已经送了银子，让另一方知道，那么，另一方也要赶忙托中间人送银子。能和官员说上话的中间人只有有限的几个，无论托谁办事，银子最终会流入官员的口袋。而官员本身并不会直接接触送银子的人，即便上面查下来，也能推脱————把事情全都推到中间人身上，再让中间人远走高飞，就算是销了案底，没什么过错了。从吃了原告吃被告，到各种办事收银子，官员的发展有一个明显而清晰的脉络。书生的时候立下大志向，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做了官员之后，立刻转向，被官场的风气带坏了，迅速把自己染黑，和官员们同流合污，不然就不能立足，手中的权力很快就会丢失。
倘若官员不会站队，不会拉帮结派，就很容易被排挤，被降职，甚至被发配。要想在官场立足，就要站在实力最强的一方，还要用银子疏通关系。只是凭借俸禄并不能疏通关系，毕竟，官员的胃口都很大，仅凭俸禄疏通远远不够。官员必须要善于弄银子，不然官位不保。于是，官员要私自加税，要吃了原告吃被告，要想尽一切办法弄银子，不惜把衙门所有的办事都弄成生意，不用投资，只是出卖权力就行了，简直是一本万利。
搞权力寻租就要让中间人宣传，让人们都知道走前门不好办事，而走后门就好办事的原则。人们听了中间人的宣传，就知道办事应该送银子了。即便中间人宣传的时候并不大张旗鼓，而是暗地里宣传，也会产生很大的效应。一旦普及了办事走后门的观念，人们就会习惯成自然，认为办事走前门是不对的，也是愚蠢可笑的。办事就要办成，办成就要走后门，走后门就要送银子，送银子就一定能办成。在如此逻辑下，再也没有人愿意走前门了。
当然，会出现几个走前门办事的，自觉真理在握，一定能办成。不料，官员一拖再拖，就是不办，不是推脱有事，就是推脱到上级衙门开会，办不成。只要办事的人送上银子，立刻就能办成事，简直是立等可取。官员手中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制，即便有法律规定，官员不能随便拖拉，不能隐瞒不报，不能徇私舞弊，贪赃枉法，也不能禁止官员搞权力寻租。上级不督查，或者督查只是做做样子，并不会真的把腐败官员革职查办，下级官员只会给上级送银子，已经和上级结成了巩固的利益统一体，哪里还能查出什么问题？老百姓更不可能举报，因为老百姓不读书，也不识字，更不懂律法。如此一来，官员们会沆瀣一气，互相倾轧，瞒上欺下，大开后门。
制度层面给官员提供了很大的庇护，让官员可以为所欲为，只要维持表面的稳定，就算是治理有方，没有什么大问题。而官员的升迁，也会走后门，谁给上级送的银子多，谁就能获得升迁的机会。只是，那些送出去的银子都是从民间搜刮而来，并不是官员的俸禄。谁能送，敢送，送得多，谁就能升迁，升迁之后，会获得更多的银子，往上送的更多。如此循环之下，京官的家底就非常厚实了，有的竟然富可敌国……
不但老百姓办事走后门，官员办事也会走后门，就连皇帝办事也要一手明一手暗，明着都是礼仪道德，暗着都是男盗女娼。于是，在如此的道德教化之下，人们都知道一手明一手暗的道理，办事就要走后门，不然还真的办不成，还被人笑话成“冥顽不通世故”，不懂官场规矩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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