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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飞是成功的编剧和小说家，他的写作是庄重的。近年来热度极高的谍战小说《麻雀》《惊蛰》《苏州河》等作品中不乏波澜起伏的情节、快意恩仇的人物。当我们顺着时光之河向前追溯时，不难发现在海飞的创作早期，那份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深切关注就已显现端倪。
海飞的故乡是浙江诸暨一个名叫“丹桂房”的乡村。村庄并没有磨灭海飞的诗性，他在世俗中寻觅到了脚下厚重坚实的土地里内隐的情感，在稳定的文化中捡拾断裂的事件，试图复活真实的历史。可以看到，在《匪行》《干掉杜民》等大量作品中“丹桂房”均作为故事发生地出现，而村庄的形象始终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。或许对于海飞来说，丹桂房恰似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、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、海德格尔“诗意的栖居地”，是独一无二的“作家地理”，是精神的皈依，深深嵌入到海飞的写作中。而读者在阅读中触及自己不熟知的民族文化，也会因浓厚的好奇心而愈加深入。
海飞的作品带有历史的虚构色彩，借助特定的历史时空，得以自由阐发作家对生命存在与代际循环的深切思考。由此，历史具有个人性，也具有民间性。换言之，海飞想要完成的，是在还原历史的过程中重塑历史。他把对于乡土的眷恋与笔下的故事打磨成为耐人寻味的风景，强调矛盾营造的冲突感，直面人性深处的欲望，融贯了历史小说与乡土小说的叙事特质。拂去历史的烟尘，海飞在叙述时书写细碎的日常生活——是扬起的尘土，“这些颗粒异常饱满地望着一辆出租车绝尘而去”（《我叫陈美丽》）；是破败的青砖，“流着青色的血液，伤痕累累地外露着”（《烟囱》）；是水乡的小船，“在水面上越来越远，最后融进了水面的深处”（《秋风渡》）。这些粗粝的生活质地似乎是历史的碎屑，也成了海飞所创造的时空的凭证。被压抑的欲望，被释放的天性，普通人的生命情态在海飞娓娓道来的故事中成为跌宕起伏的波浪。
在哲学家海登·怀特看来，所谓历史，并不具有“客观性”与“自主性”，而是一种“文本的历史”，是经过历史学家的编码与解码之后所形成的故事。因而，作家选择采用影视化的笔触，借助镜头语言带领读者潜入文本深处。海飞曾担任记者工作，和镜头打交道比较多，这同样对他的小说创作产生影响。小说也可以被视为多镜头的组合，在特写与跳跃的拼接中展现小说内在的风貌。
除此之外，海飞在作品中自然融入诗化的哲理性语言，意在揭开日常生活里的现代理性意识与复杂审美特征，使之真正成为一个严丝合缝的叙事王国。他的语言是刚健平实、笃定畅达的，不拘泥于雕琢藻饰的语词，不沉湎于滥调陈词的句式，而是落笔灵活，借由想象诉说别致的哲思。“害怕阳光的光刀，它能把一切事物切割。”（《蝴蝶》）读者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孩子八岁的敏感疼痛的心声，阳光能切割生与死，切割爱与恨，在无形之中赋予文本一种沉重感。“冬仍然在冬着，春也在起来。”（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）希望是从幽暗的人性洞穴外透进来的一束光，似乎也在昭示着必然到来的蓬勃。可以说，这种将历史的细节布于厅前的策略，显示出海飞真正抵达了文字的本真，也许正是这样的作品更能够引发读者内心深处真切的共鸣。
正如海飞在接受采访时提到，如果要去写一个故事，他会先把自己当一枚石子，投掷到故事的最中央处。大河奔流向前，波澜之中的光影明灭是一时一地故事的再现，美好与丑恶、纯良和鄙陋交融，一同在晦暗里闪着光亮。
（《海飞自选集》海飞/著，花城出版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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